本文轉載自 破報 600期
文／陳韋臻
南哥蔡振南老是走在舊鐵道旁，旁邊是他的狗「老伴」。這個城市生猛而灰暗，有人死去有人憤怒，狹處擠塞出的卻是個人與大歷史記憶中的錯誤，南哥執拗地承下，生活於是與贖罪同行。他總說自己十幾年沒掉一滴淚了，聽者總笑回一句：「沒血沒目屎！」導演鄭文堂則說：「不哭不代表沒有感情。」這些情感只是夾在市井小民日復一日工作行走休息的呼吸間。你得很認真聆聽，否則歷史的眼淚擲地無聲。
兩年前鄭文堂《夏天的尾巴》裡，綠色田園與音樂吉他，與岩井俊二《青春電幻物語》中草原、音樂與青春暴力美學不同，鄭文堂談青春、愛戀、困頓，非但不暴力，還籠罩著一股濃濃的人文情懷與對人性的信念。似乎延續著這種信念，兩年後鄭文堂在《眼淚》中，即使處理警察權力機構位於歷史中的錯謬，還是選擇呈現相信。歷經許多工運與政治運動的他，當然不是純情地搞人性本善或終善，受到壓力而刑求出假犯人的刑警與受害子女絕非握手大和解，但鄭文堂嘗試處理原諒，努力探著「寬恕」的底限，而最後，受害一方的女兒說，爸不是很壞的壞人，老郭（蔡振南）也不是很壞的警察…
從青春之夏來到歷史創傷嚴肅的關口
破報（以下簡稱破）：在上一部《夏天的尾巴》中描繪青春，到這部《眼淚》談論正義與補償的議題，差異著實很大，可否請導演先談談為何會想創作這部劇本，為何會名為《眼淚》？
鄭文堂（以下簡稱鄭）：我拍電影不會先去想政治議題，年輕時拍綠色小組的紀錄片確實會有這個信念，就只有打倒惡魔黨這個想法，但回到電影工作後就不太會如此，故事來源都是某個時候的心情或遇上的事，可能是某些事刺激到我，像新聞或朋友的事情，《眼淚》也是。我有個朋友的小孩，二十歲沒什麼社會歷練，去找工作後把身分證給資方登記、申請銀行帳號，最後給了提款密碼，變成詐欺犯…他們經濟狀況不好，找我幫忙，因為這件事我又重新面對一些司法的問題。我發現一般的家庭，如果無法請律師，真的差很多，警察的辦案還是存在威嚇，這些對那些人來說很不堪…我就想，劇本寫作時已經是2008年，還是跟我以前曾經經歷的社運時代一樣，只是嚴重程度不同。加上我始終忘不了八零年代李師科的案子，那時就一直想拍，所以才有《眼淚》這部從警察著手的電影。
至於片名，其實還是文藝青年的狀態。我受到卡謬《異鄉人》的影響很大，故事男主角哭不出來，母親死了也沒哭，法官判刑也因此被判死刑。當然《眼淚》的內容與這本書無關，但像南哥就是個哭不出來的人。我有時候也哭不出來，上一次哭泣已經是1999年了，但不哭並不代表你對事情無感，這個社會有這麼多事，我也碰到很多讓人想落淚的事情，但並不哭，而不哭也不代表沒有感情。
破：很多人都在提這部片中的政治意含與轉型正義的指涉，你自己怎麼看？
鄭：其實沒有那麼嚴肅，轉型正義只是平常就會注意的想法，也覺得是台灣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…但這部片並沒有這麼深的問題，我只是從警察暴力的角度，談警察的恐嚇與不正義的刑求，這些刑求的過程是我問過許多老刑警才知道的，但現在也一樣在威嚇。我一直想從升斗小民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，「轉型正義」這四個字是外來語、知識分子的語彙，我沒有想那麼複雜，只是覺得總有人做錯事，有人有懺悔的想法，多數人沒有，而我只是在拍有懺悔心的刑警，默默在做補償。我不是要把「轉型正義」掛在口中的人，甚至不喜歡，就像沒事把「弱勢」掛在口中，我從《夢幻部落》開始被宣傳成替弱勢族群抱不平的創作者，但其實這並不是種教條。我有真的想說要拍三個題目，但也不是原本就想轉型正義三部曲，劇本也都寫好了：眼淚、無聲、偷聽者，但這其實是自我感覺良好的自High。
我只是想拍「有用」的電影，即便是為了賺錢養公司接案子，我也會想有沒有用，賺錢沒有那麼重要，最多不要開公司…我想拍有用、有影響力的，不管看的人有幾個，會放在心上，可能遇到什麼事情會想到。會拍這些人可能跟我的出身有關，我就是這樣過來的人，小時後家裡很窮，好不容易念大學、實踐拍片，慢慢改善家庭，但出身還是這樣的人，我想說的就是這些人的故事。
以寫實手法捉捕在地真實性
破：《眼淚》中，像是在旅館中的羅漢腳的聚集場景，這些人物是台灣電影中極少處理的題材，甚至南哥說：「羅漢腳、工人，和我都一樣，是前途渺渺茫茫的人。」突然間，權力者或階級這些位置都顯得弔詭起來。
鄭：是的。我是宜蘭羅東人，家裡很窮，爸爸在台北有另一個家庭，媽媽自己要帶五個小孩，小時候身邊都是一些三教九流的朋友，家裡很小還要分租給羅漢腳、做賭場或風塵女郎，旁邊都是賣毒品的，我媽小時候晚上還會檢查我們的手臂、翻垃圾桶，怕我們打針。我要幫賭客買檳榔、飲料，或幫小姐買新東陽罐頭。《眼淚》片中，工人在旅社賭博，完全是我小時候的生活面貌，這種阿伯我看太多了，工作完就喝酒，喝酒完就聚在小房間打四色牌，這些都是很熟悉的場景…..
破：不只是《眼淚》，包括《夏天的尾巴》或《深海》中，經常出現人物與地方景色的銜接，觀眾也絕對無法忽視片中強烈的在地特性，像現在各個城市都在搶人拍片，但《眼淚》一片倘若移到台北，也就不再是《眼淚》了。人與在地的關係在你看來是否有相當的影響？
鄭：這是一定的。我對高雄有特殊情感是1986年以後，我在高雄待了很長一段時間，所以對高雄有了解。台灣城市在搶人拍片，基本上是浮華的政治思考，拼業績的。以前我在雲林拍《濁水溪的契約》，地方氣味都有抓到，但如果要再拍一次，我會覺得連劇本都要在雲林寫，東西才會入骨，像眼淚就很多時候是待在高雄寫的。
我最近碰到異鄉人這個議題。我本身是宜蘭人，在台北住了30年，事業與公司都在這裡，但在台北我還是個異鄉人；最糟糕的是，我回宜蘭也是個異鄉人…拍片時也一樣，可能對地方做很多功課，但我還是個異鄉人…我覺得，如果不解決，深度真的不夠，必須要進去，不然就拍一般都市藝術片，疏離的、現代感的、時尚的、抽離的、光影對比的，大家都不用負責任。
破：片中老郭蔡振南是個很重要的角色，從台語到所謂的「警察氣」詮釋起來相當深入，台語也相當輪轉道地。在拍片過程中，他扮演著什麼樣的位置呢？
鄭：南哥以前是混的，跑歌廳、跟歌廳小女生在一起，也砍過人，後來林懷民這批文藝界的人把他挖掘出來…我寫劇本跟很多老刑警聊過，包括怎麼刑求都是問出來的，但南哥自己還被關過，也有一堆刑警朋友，比我還要了解警察，歷練江湖三十幾年，黑話都是他講的，台詞也會建議…反正就是「阿哥」啦，台語就要聽他的！他今天演阿哥，在現場就是阿哥，不會等喊開麥拉之後才變，對黃建偉就是用兇的，我叫他不要摔他就一定要摔，他會說：導演是你在導，戲是我在演！被打被摔都自己硬來，又不弄保護，說不像；眼睛充血也是硬挖，挖到充血…他有個名言：「你麥後悔噢！我可以安怎摔安怎打，你麥後悔噢！」
台北人要看片？等50個鄉鎮輪完吧！
破：這次電影的上映，首先是跳脫一般在台北首映的慣性，其次是先到五十個鄉鎮巡演，最後才到台北戲院上，為何會這樣操作？是電影發行的想法，或者與之前蔡明亮導演在校園巡迴推廣電影策略思考類似嗎？
鄭：其實沒有那麼單純，也很單純，就是「ㄎㄨㄧˋ」（氣），也是「生氣」的氣。我前幾天還在facebook上寫：什麼叫做「全國版」？台北市發生的就是全國版，其他地方除非發生為人聳聽的兇殺案，才會上全國版，這是事實也是現實，資源與主流媒體都在這裡，地方文化事件就無法成為全國版！院線也是，我們電影拍完另外花錢做拷貝，帶著哀求的姿態拱手要求戲院老闆，還得付錢，如果排到威秀上映就很開心有面子？狗屎！講兩個禮拜也沒用，五天票房不好就偷偷拉下來也不跟你說！我就是賭氣，不想這樣幹！其實本來台灣319個鄉鎮市都要放，即使五十個人我也放給大家看，好歹我也很認真拍片，為何不能先給鹿港的阿公阿嬤看？我就是不要先在台北放，管你票房好不好，就是要在高雄台南雲林嘉義宜蘭最好有台東。巡演時，我也一直告訴觀眾，你們比台北人先看到，就是賭氣。我沒有運氣像《海角七號》這麼旺，宣傳經費也是《艋舺》的零頭，如果累積到五十萬人看，也是一種票房很好。
像這兩天，在鹿港的公會堂或台南市議會的廣場，都是戶外野台，有點像《新天堂樂園》。台南原本預計200人，後來應該來了250人，都是看網路來的，很多年輕人；像鹿港有辦簽名會，這對鄉下人來說應該挺新鮮的，不認識我的阿嬤也找我簽名…之後台北上映完，我還是會繼續舉辦巡演，我希望能創造五十萬人甚至一百萬人看過，或者是演最久的電影，為什麼一定要戲院的票房才叫票房？我這樣也很爽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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